在深入讨论之前，约翰注意到伊斯兰哲学是在穆斯林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哲学，而不是伊斯兰哲学。换句话说，伊斯兰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对应物，而不是基督教哲学。有了这个澄清的方式，Ken和John转向客人Mashad Al-Allaf，并开始探索伊斯兰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影响。

巴格达在11世纪是伊斯兰哲学的温床，在此期间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语被翻译成阿拉伯语。John问Al-Allaf关于伊斯兰哲学家对希腊哲学的最初反应，当伊斯兰哲学家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候，出现了什么问题?

Al-Allaf解释说，从8世纪到15世纪的哲学运动明显对翻译各种传统的文本持开放态度。巴格达的学者包括穆斯林、犹太人和基督徒，他们对翻译希腊著作持开放态度。肯使约翰的问题更加尖锐，他问为什么这个宗教传统觉得必须翻译这些异教徒的作者。Al-Allaf回答说，巴格达的思想家热衷于追求知识，不管知识来自什么传统。《古兰经》教导人类去质疑周围的环境——上帝通过启示给予关于神性的知识，而人类必须用理性来获得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。因为伊斯兰学者致力于寻求真理，所以希腊人是否是异教徒并不重要。

接下来，Ken John和Al-Allaf研究了伊斯兰哲学的关键人物Al-Ghazili与两个西方人物:亚里士多德和休谟之间的联系。Al-Ghazli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几次批判攻击，挑战他的观点，即上帝只承认“人类”等普遍事物，而不承认个体，这与伊斯兰教认为上帝无所不知的教义相矛盾。他还挑战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是无限的信念，因为如果上帝创造了宇宙，那么上帝就是无限的，宇宙一定是有限的。约翰注意到，基督教哲学家被迫在这些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进行斗争。

根据Al-Allaf的说法，Al-Ghazali也预见到了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批判。在《哲学的不连贯》中，Al-Ghazali认为因果关系是假设的。人们观察到一个动作紧接着另一个动作，例如在棉花上放火，然后他们就认为是火导致棉花燃烧。Al-Ghazeli断言因果关系不是必需的，它只是我在我们的头脑中习惯性地建立起来的。因此，没有必要仅仅因为棉花在各种场合燃烧过就认为棉花将来会燃烧。大卫·休谟在18世纪对因果关系做过类似的批判。

在本集的最后一部分，肯、约翰和阿拉夫深入研究了一些当代伊斯兰思想。约翰注意到科学世俗主义的分支主导着现代西方和伊斯兰思想，并提出这种哲学上的共性可能有助于连接两种文化。Al-Allaf对这种情况有不同的看法。在他看来，寻找神学或智力上的共同点，不如寻找社会学上的共同点——或者建立社会关系，无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——重要。

• 粗纱哲学报告(见3:57)Polly Stryker与UCLA的伊斯兰和伊朗研究教授Hossein Ziai谈论巴格达的哲学学院。

• 第六十二位哲学家(见48:24)Ian Shoales快速浏览了伊斯兰哲学史。